中国古人的防疫智慧

纵观我国历史,很早就有和疫情相关的文献记载。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,便有“蛊”“疾”等文字的记载,《周礼天官冢宰》中记载:“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,四时皆有疠疾。”意指疠疾在不同季节都有可能暴发,并且有专门的医生来进行诊治。这些史料都表明,中国人很早就对疫病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知。

但中国古人的智慧之处在于,他们懂得防疫之重,要以预防为先。中国是礼仪之邦,衣食住行,宴饮坐卧,礼仪无处不在,在古代传统礼仪中,也处处体现着古人的防疫智慧。

“勤洗手”是最容易做到、也是预防病毒行之有效的方法。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,早在夏商时期,人们为防止疾病的传播,就已经养成了洗手、洗脚等卫生习惯。

洗手在当时称为“盥”(gun),您看,甲骨文中的“盥”字,就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中。金文和小篆中的“盥”字表现得就更为形象了,“双手”“水”“皿”组合在一起,像极了双手捧水在盆中清洗的过程。

后来,人们意识到用流动的水洗手、洗脸更加卫生,于是用流水盥洗的器皿,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武汉博物馆馆藏有一件春秋时期的“窃曲纹龙柄四足匜(y)”,这件青铜匜造型似瓢,深腹圜底,前段有流,中部流槽阔长弯曲,后端配有龙形柄,口沿下端饰有精美的窃曲纹,底部则为四只龙形足,俯首曲体承载着器身,看上去魁伟而庄重。

西周时期,洗手上升为祭祀宴飨仪式前必不可少的礼仪,那就是“沃盥之礼”。《礼记内则》记载:“进盥,少者奉盘,长者奉水,请沃盥,盥卒授巾”,其中“沃”是指持“匜”从上方倒水的过程,“盥”指洗手,“盘”则用来承接弃水,最后侍者递上帕巾擦拭双手。

由此可见“匜”和“盘”是当时人们行“沃盥之礼”的重要礼器组合,以匜倾水、以盘承水,称为“奉匜沃盥”。这种“洗手礼”表达了古人对礼仪文化的重视,也反映了古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
中国人防疫大多戴口罩,国外一些地方民众也有戴围巾遮住口鼻的。其实,在中国古代,古人时时刻刻都注意自己的仪态,不让自己流泪流汗流鼻涕时影响他人。

中国是衣冠上国,“汉服”又称汉衣冠,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,自黄帝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开始,至今4000余年,是中华礼仪文化的载体。其特点是上衣下裳、交领右衽、宽衣广袖,其中宽衣广袖的设计,更彰显出古人雍容、庄重的仪态。

古人宽大的衣袖还兼有毛巾、手帕的功能,从流传至今的“掩涕”“掩面”“掩泣”等词语中可以看出,古人的衣袖可以用来拭泪、擦汗、遮面、挡阳等,“掩袖工馋”说的就是一个以袖掩鼻的故事。

古人说话、饮酒时也会习惯性地用广袖遮鼻,这样的行为举止既保持了温文尔雅的仪态,又很大程度地减少了与人沟通交流时飞沫的传播。当然,宽袍广袖于今日已无必要,但古人这种互不相扰、有礼有节的公共意识,的确值得疫情期间的我们学习。

此外,《马可波罗游记》中提到,“元制规定,向大汗献食者,皆用绢巾蒙口鼻,以防唾沫污染食品”,表明中国人元代便有使用“口罩”的习惯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,古人自称必谦,称人必尊,绝不会高声喧哗大叫,还有“食不语”的礼俗,这些都有利于减轻说话时的飞沫传播。

相较国际通用的握手礼,中国古人传统的拱手礼更悠久,也更有历史底蕴。甲骨文上记录的象形“人”字,就是由拱手的人演化而来。

“拱手礼”也称“作揖”,它源自西周初年周公开创的“周礼”。武王伐纣灭商而建立周朝,武王死后,其子周成王年幼即位,由叔叔周公旦摄政,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政权,周公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,确立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。在此之后“拱手礼行于天下”,流传数千年之久。“揖”就是以站立姿势、不用跪拜的礼节。诸子百家先贤们的画像,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庄子无一不是行着拱手礼。

“拱手礼”的基本动作是两手相拱,在胸前叠合,因古人以左手为敬,一般情况下,行礼时男子右手握拳在内,左手在外,而女子行礼则相反,之后在胸前有节奏地晃动两三下作揖,躬身致意。

古人见面拱手作揖,一般在一米开外,保持一定距离,无形中降低了疾病传染风险,且显得有礼有度。所以,很多礼学专家都认为,拱手礼不仅是最体现中国人文精神的见面礼节,而且也是最恰当的一种交往礼仪。

由于防疫的需要,“分餐制”的用餐方式开始被提倡。很多人以为分餐制是西方的礼仪,但其实,我国很早就有分餐而食的传统。

比如,《周礼》记载:“设席之法,先设者皆言筵,后加者为席。”古人席地而坐,筵和席都是宴饮时铺在地上的坐具,筵长、席短。铺设好坐具后,作用类似小餐桌的“案”“几”等分别放置在筵席之上,一人一案,西周时期的贵族按礼仪分开落座、分开进食。

两汉时期,分餐制得以继续传承。在汉墓壁画、画像石和画像砖上,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、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。

有些古代的分餐制度为了突出地位的不同,会根据宾客身份,准备规格不同的食物,但也有一些贵族为了表现自己礼贤下士,采取规格相同的食物分餐。

《史记》记载:“孟尝君曾待客夜食,有一人蔽火光。客怒,以饭不等,辍食辞去。孟尝君起,自持其饭比之。客惭,自刭。士以此多归孟尝君。”

意思是,有一次,孟尝君和门客吃夜宵,因为有人遮挡了烛光,一位门客认为孟尝君的食物和自己的不同,于是丢下餐具打算离开。孟尝君发现后,起身端来饭菜和这位门客比较。门客发现食物是一样的,羞愧自刎,此后,投奔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。

但据考证,到了北宋,合餐制开始出现,最关键的原因是北宋饮食文化的商业化。食材多元、烹饪样式增多,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,教坊酒楼、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,是中国民众饮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。

为避瘟疫,古人除了正常的药物、隔离、强健体魄等方法治疗防范外,还常戴一些饰品。这些饰品有金属、木质、陶土、玉石等材质,有瑞兽、葫芦、香囊等形态。其用意无非是祛除魔邪,躲避瘟疫,以求健康平安和福寿绵长。

古人用得较多的瑞兽造型是貔貅,传说貔貅的流行与瘟疫有关。貔貅有口无肛,嘴大吃八方,最是招财。不仅如此,据说它还凶猛威武,在天上负责巡视,阻止妖魔鬼怪、瘟疫疾病扰乱天庭。因此,貔貅在招财、避凶、显瑞等众多寓意之外,还有祛病除瘟的寓意,流传至今。古往今来,无论是家庭调节风水,还是防疫辟邪,貔貅成了人们普遍喜爱的造型之一。

麒麟作为一种传统神兽,传说至少可以活2000年,其超强的生命力成了健康长寿的象征。人们相信麒麟能带来幸运和光明,能辟除不祥。古诗有云:“麒麟踏祥云,人间百难消。”说明麒麟可以治病消灾,防御瘟疫,故也是人们常用的摆件和佩戴饰品之一。

从材质上来说,坚硬、名贵的金属、玉石等往往是人们驱邪避瘟的首选。比如西藏的天铁,意为“来自天上的铁”。人们认为,以天铁铸造的各种造型的祈福辟邪饰品具有打通气脉、消除业障等特殊效能,灵验无比,故备受人们的喜爱。

此外,在古代,民间有“戴个香草袋,不怕五虫害”的说法,一般的文人雅士最常佩戴的辟邪物是香囊。可见,香囊不仅是古代的定情信物,还有防病毒的保健作用。

因为疫病有很大的传染性,因此关于传染源的隔离与管控便很重要。早在秦朝的时候,便有专门用来隔离病患的处所了,在那时被称之为“疠所”。染病的患者应该被立即上报,朝廷便会派医官前来进行诊治或带走隔离。

汉代的时候,也会专门寻找空出来的院子作为隔离场所,将患者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进行医治和防止疫病的传染。

《汉书平帝纪》:“元始二年,旱蝗,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

到了后世,相关的疫情防控措施做得更加完善,专门的疫情隔离医治机构也出现了。如在宋朝出现的将理院、明朝的惠民药局等,都是官方为了防治疫情所办的隔离机构。

虽然古代医学技术并没有如今先进,但是吃药防治疫情也是他们的重要防疫手段。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不仅记载了疫病的相关内容,还囊括了许多如何防治疫情的药方。

除此之外,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中,也记载了一些如辟瘟疫药干散、老君神明白散等防治疫情的方剂。

到了唐代,除了内服方剂进行防治之外,外用的防治手段也多了起来,如沐浴熏香保持身体健康。

古代疫情暴发的缘由大多是气候大变如干旱、洪灾,或是战争。而这些因素导致灾后病菌的扩散。除了针对人的疫情防控和管理之外,古人对周遭环境也进行了处理,而这种主要手段便是熏香。通过熏香,不仅能够改变人们周遭环境的气味预防呼吸感染,还能有效地对空气进行消毒。晋代葛洪便提出用雄黄等进行熏香,李时珍甚至提出了蒸汽消毒法,这种方法直到清代都仍在被应用。

将病人所用的衣物通过蒸汽进行高温消毒,之后全家都不会有染上疫病的后顾之忧。

无论是熏香还是消毒,都涉及了对病菌的消灭。虽然古人没有显微镜,也没有发现病菌这一概念,但实际上早已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措施。

除此之外,在治理病患的时候,无论是医者还是其他人也会用面巾遮住自己的口鼻预防感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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